编辑推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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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余幼珊写下深情长信，回顾父亲文学创作历程和生活点滴，一字一句饱含深情，体现无尽的思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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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之美是余光中平生所好，值得大书特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忆故人、谈文学、品绘画、析诗歌，以诗为文，以文为论，以独特的眼光品读文艺作品或艺术家，将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经验真知完美融合在一起。文艺，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后的避难所。
◎ 赠《乡愁四韵》珍贵手稿书签。
内容简介

文学大师余光中的文艺评论文集，也是一本文艺美学入门之作。收录《文章与前额并高》《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》《李白与爱伦·坡的时差》等多篇经典作品，内容横贯文学、诗歌、绘画等多个领域。
余光中学贯中西，以文为论，说理透彻，深入浅出，璀璨文采评述一代文学家或艺术家，均能点出其精神气魄，兼具知性与感性。
正如余光中所说：“我写评论，在文体上有点以文为论。在精神上，却像是探险的船长在写航海日志，不是海洋学家在发表研究报告。”
作者简介
余光中（1928-2017）
诗人｜作家｜文学评论家｜翻译家
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，祖籍福建永春。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。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。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。
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工作，自称为写作的“四度空间”。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，涉猎广泛。其文学生涯悠远、辽阔、深沉，著述颇丰。代表作有《听听那冷雨》《白玉苦瓜》《藕神》等。
目　　录
壹 逢人
文章与前额并高
另一段城南旧事
亦秀亦豪的健笔
何曾千里共婵娟
梁翁传莎翁
夏济安的背影
狸奴的腹语
贰 绘画
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——梵高逝世百周年祭
毕加索——现代艺术的魔术师
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
阿拉伯的劳伦斯
卡莱尔故居
叁 诗人
记弗罗斯特
艾略特时代
舞与舞者
美国诗坛顽童卡明斯
边缘，中心，跨界——从拜伦看英国浪漫主义之盛
苦涩的穷乡诗人── R. S. 汤默斯诗简述
肆 读诗
读者，学者，作者
举杯向天笑——论中国诗之自作多情
李白与爱伦·坡的时差——在文法与诗意之间
星垂月涌之夜
重登鹳雀楼
闻一多的三首诗
徐志摩诗小论

媒体评论
余光中——我总是不甘寂寞，喜欢在说理之外驰骋一点想象，解放一点情怀，多给读者一点东西。
梁实秋——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，成就之高，一时无两。
莫言——我也是余先生的粉丝。余光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真是熟到了骨头里去，这是真正高明的继承。
张晓风——他既是诗人，创作之余在学术上也有其成就；更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中英文、古今中外文化修养都非常好；用字、炼字之精致别人很难企及，他是文字方面的全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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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与前额并高
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，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。屈指可数的几次，都是在颁奖的场合，近的一次，却是从梁先生温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推荐奖。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，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，无论是在文坛或学府，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，只怕难有今天。
所谓“当初”，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。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，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，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。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，对我的习作鼓励有加，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，不妨拓宽视野，多读一点现代诗，例如哈代、浩斯曼、叶慈等人的作品。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，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，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。他在信中所说的“现代”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，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，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漂泊得更久。
直到今日我还记得，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，字大而圆，遇到英文人名，则横而书之，满满地写足两张。文艺青年捧在手里，惊喜自不待言。过了几天，在绍班的安排之下，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。德惠街在城北，与中山北路三段横交，至则巷静人稀，梁寓雅洁清幽，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。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，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。
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，前半生的大风大雨，在大陆上已见过了，避秦也好，乘桴浮海也好，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。他的谈吐，风趣中不失仁蔼，谐谑中自有分寸，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，近于他散文的风格。他就坐在那里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。我一面应对，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。眼前这位文章巨公，用英文来说，体型“在胖的那一边”，予人厚重之感。由于发岸线（hairline）有早退之像，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，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加以长牙隆准，看来很是雍容。这一切，加上他白皙无斑的肤色，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。后来我在反省之余，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，令人想起一头白象。
当时我才二十三岁，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，并不很懂观相，却颇热衷猎狮（Lion-hunting）。这位文苑之狮，学府之师，被我纠缠不过，答应为我的本诗集写序。序言写好，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，属于新月风格。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，竟然把诗拿回去，对梁先生抱怨说：“您的诗，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。”
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今日的我，大概狮子一声怒吼，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。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，只淡淡地一笑，徐徐说道：“那就别用得了……书出之后，再给你写评吧。”
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，在《舟子的悲歌》出版后不久，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，文长一千多字，刊于1952年4月16日的《自由中国》。那本诗集分为两辑，上辑的主题不一，下辑则尽为情诗；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，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。梁先生尤其欣赏《老牛》与《暴风雨》等几首，他甚至这么说：“出色的要算是《暴风雨》一首，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，真可说是笔挟风雷。”在书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：